不久前的一期英国《Nature》杂志上，刊登了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陶涛和信昆仑共同撰写的文章：《中国饮用水安全现状与可持续发展》。在文章开头，两位学者如此写道：“在中国，每年有1.9亿人患病、6万人死于水污染引起的疾病（比如肝癌和胃癌）；大约有3亿人面临饮用水短缺。在2009年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评估中，受调查的4000个城市水处理厂里有四分之一不符合质量控制要求，这引发了公众对于健康影响的担忧。” 

事实上，这样的担忧一直在公众心间萦绕。现在回想，2013年可谓“水污染事件”集中爆发的一年：从年初的山西长治苯胺泄漏，到邯郸因上游污染导致大面积停水；再到昆明市发现的所谓“牛奶河”；在不少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名为“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无奈而戏谑的一幕。 

今年3月，环保部发布了首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研究结果，结果显示中国有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水资源危机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仅仅在北京，看似唾手可得的“自来水”就已让不少居民感到某种不安。 

“缺水”的大都市 

无可否认，尽管在历史上，北京的水资源曾非常丰富，但如今却已成为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在四年前的一次讲座中，知名公益组织“自然大学”水学院环境研究中心学者王建曾指出：北京人均水资源不足200立方米，仅为全国水平的1/10和全球水平的1/40。他详尽比较了用水量的飞速变化：“1949年每人用水量14升/日，2008年每人用水量256升/日，城市里还有很多足疗、洗浴，这都属于生活用水的组成部分，每人每日用水量增长了18倍，生活用水量比1949年增长了75倍。” 

事实上，工业和城市的迅猛发展使得用水量剧增，而膨胀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也在强烈改变着水的自然循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机制被打破，自然来水日益减少，城市耗水量剧增。自然的河流是弯弯曲曲的，可我们北京现在看不到这种弯弯曲曲的河流，都是直的，城市的河道都是光溜溜的水泥板，没有水则已，有水的话，泄水很快，就是为了防洪。所有的工程都是冲着这样的目标去的，而城市的水本来就少，这样又加剧了缺水的矛盾。”王建表示，“城市不是可以自我维持的系统。一个城市的极限规模由城市所处区域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解决城市水资源危机的重心应放在调整城市功能，压缩城市规模，协调城市人口，减少水资源需求。” 

水质安全 

相比于城市缺水，在一些居民心中，对饮用水水质的担忧或许更为“迫在眉睫”。 

去年，一条北京城“最会喝水家庭”已二十年不喝自来水的新闻令不少人感到错愕。而在拥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城，没有多少人可以像这对夫妇（丈夫在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妻子赵飞虹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那样知悉各种饮用水的秘密。相反，瓶装水标准的混乱、桶装水的“假水泛滥”……让“老百姓到底该喝什么水”成为这个时代荒诞的缩影。 

北京的自来水究竟安不安全？“整体来说，我们相信北京的自来水还是可以的。当然，北京的自来水自1908年以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些管网比较陈旧，需要全面替换。”“自然大学”联合发起人冯永锋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然而，在赵飞虹看来，北京自来水的水质正在逐渐变差，“这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被喻为人类“生命水”的地下水在目前北京的供水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据《京华时报[微博]》报道，北京是世界少有的以地下水为主要水源的大都市，市民喝的每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来自地下水。南水北调江水进京后，地下水仍将占全市供水量的50%左右。去年10月份，北京市政府发布地下水保护和污染防控行动方案，提到北京市浅层地下水污染形势严峻。然而，北京地下水水质究竟如何，却鲜有监测数据发布。 

 “总体来看，中国地下水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水利部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专家、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左其亭告诉记者，“有些地方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影响小些，有些地方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地下水污染与地表水相比更隐蔽，一旦污染治理更困难。” 

据了解，在中国655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市总数的61%。然而早在去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曾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就曾提道，中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而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进行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 

地下水污染原因 

为何城市地下水会遭到污染？在左其亭看来，原因大概可归为三各方面：第一是被污染的地表水补充地下水，从而间接污染了地下水，这种情况比较多见；第二是有些工矿企业向地下偷排污水，导致地下水污染；最后则是由于地面水源污染，在降水下渗过程中，把污染物带入到地下水中。 

冯永锋的看法基本一致。“举例来说，北京过去都是喝地下水的，1908年以前很少有人喝地表水，都是喝浅层地下水。有些水井被称为甜水井，有些水井就被称为苦水井、咸水井。有些甜水井后来成了苦水井，原因就是居住在井边的人经常把生活污水泼到地面，慢慢下渗之后，就把地下水污染了。”冯永锋告诉记者，“全国各地都和北京类似。淮河的例子可能最为鲜明，淮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水肆无忌惮地排入河中，河水污染后，下渗到地下的水，也就把污染源带了下去，结果淮河两岸所有的地下水也都无法饮用，这导致两边的居民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身患多种疑难病。研究河流的人喜欢说一个词，叫‘径流系数’，指下雨之后渗到地下的水与形成地表径流的水的比例。如果是一般的土壤，下渗率会达80%左右。想像一下，河流经过的地方，有很多水，就会下渗到地底。河流污染了，地下水当然就污染了。”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陶涛和信昆仑则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水资源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供和求的问题。供水面临挑战，因为几乎一半的水源都被污染了。水井和含水层都被化肥农药的残留物和重金属（比如采矿、石油化工工业、生活和工业垃圾中的锰）污染了。在2011年的全国评估中，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的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800多口监测井中超过四分之三（76.8%）都不符合地下水饮用水水源标准。” 

标准与措施 

其实，仅仅从标准而言，中国对水污染问题的重视程度可谓严苛。2012年7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新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新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基本相符，水质安全指标也由35项增至106项。而除了“国际化”的标准，陶涛和信昆仑还在文章中表示：“中国政府已把饮用水安全列入13个主要科技重大专项中，这些项目还包括探月和载人航天计划项目。为了研究重点河流流域和湖泊的饮用水问题，中国政府已经花费了数十亿资金。但是至今，能够达到期望标准的城市还是很有限。” 

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许多城市还不具备检测新国标106项指标的能力，一些市县、乡镇水厂连常规指标检测能力都不具备。而相比之下，发达国家至少每月检测一次全指标，每天都会检测十几项到二十几项不等的必检指标。另一方面，传统净水工艺的局限使得产水水质难以完全达标，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特种的污染上，传统的净水工艺可以说是无能为力，或者不能完全达到新国标的要求。“安全指标的确不容易实现。各地自来水公司的处理能力都有待提高，管网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更重要的是，水源地本身也难以保障。”冯永锋也向记者坦言，在他看来，信息的公开才是目前水资源问题的当务之急。“最需要完善的是饮用水信息全面公开、当地地表水信息全面公开。同样需要完善的是必须允许公众自行监测和发布检测报告，这样才可能对水质的提升进行真正的监督。如果信息不敢公开，那么，饮用水的安全仍旧无法让人相信。”